调控目标趋向灵活，着力保障市场需求

 去年下半年以来，多项宏观经济指标持续下滑，引起了决策部门的关注与担忧。统计数据显示，1年多来GDP呈现逐季回落态势，2011年累计增速为9.2%，比上年回落了1.2个百分点；今年经济增长计划指标为7.5%，下行压力较大。固定资产投资与工业增加值也出现较大幅度回落。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（剔除投资品价格上涨因素）仅为16.1%，今年1—2月份名义投资增长率为21.5%，比去年又回落了2.7个百分点。

 2011年12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回落到了12.8%，今年前2个月继续回落至11.4%，连续8个月走低。即便是物价水平的回落，也隐含着经济趋冷的迹象。去年12月份与今年1、2月份的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(PPI)指数同比涨幅分别为1.7%、0.7%和持平，连续创下2009年12月份以来的新低。PPI指数的这种“俯冲式”回落，也表明了前期紧缩力度过大，整体需求存在乏力风险。

 尤其令人忧虑的是，欧洲债务危机一直麻烦不断。如果出现最糟糕的情况，一些国家债务无序违约引发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大冲击，祸延世界实体经济，势必会对于中国出口造成重大冲击。即便是这种糟糕局面得以避免，欧美发达国家也会因为消减赤字而紧缩开支，不利于中国贸易出口。受其影响，自2011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迅速收窄，今年1月份甚至有0.5%的负增长，2月份则出现了3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。从今年2月份汇丰中国PMI指数来看，出口订单数据跌至8个月来新低，显示今年出口前景不甚乐观。

 据国家能源局公布数据，今年1—2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仅增长6.5%，据较去年同期增幅骤降了近6个百分点，再次印证了实体经济增长放缓态势明显，中国经济仍然处于下行通道。

 正是考虑到上述情况，为了避免国内紧缩效应与外部环境恶化叠加，出现经济“硬着陆”局面，所以决策部门决定首要调控目标转向稳增长，同时兼顾控制物价水平。最近相继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指出，今年要把稳增长、控物价、调结构、惠民生、抓改革、促和谐更好结合起来。从而将稳增长、扩内需，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，实现更多就业摆到了宏观调控目标的首位。

 在稳增长首要调控目标的指导下，一些实质性宽松措施将会陆续出台。自2011年12月份以来，央行已经连续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，预计今后还会有数次下调。如果中国出口减速较多超出预期，将会以更大力度刺激国内需求，也包括刺激首套自住房需求和改善性住房需求，也不排除金融机构降息的可能。

 在稳定出口需求方面，有关部门亦在研究及准备出台政策措施，比如在金融与税收政策上进行扶持，帮助企业应对贸易摩擦，完善出口信用风险保障机制等。在扩大内需方面，亦会有若干鼓励政策相继出台。

 所有这些，都有利于大宗商品需求回暖，不会出现糟糕局面。如果说，前段时期推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主导因素，在于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，那么，今后拉动其价格上涨的主导因素将让位于实体经济需求的明显增加。而制造业作为大宗商品，尤其是金属、能源、化工产品消费的最重要领域，其率先回暖，无疑预示着整体大宗商品市场趋势转向复苏。

 受消费需求增加与成本推动影响市场价格扬升

 我国大宗商品需求增加，直接拉动了今年前两个月大宗商品进口量的大幅增长。海关统计数据显示，2012年前2个月累计，全国8种主要大宗商品进口总量为23.3亿吨，比去年同期增长15%，呈现大幅度增长态势。其中，食品类、能源类与有色金属类增幅很高。

 而随着稳增长措施的陆续出台以及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复苏，消费需求稳定增加，预计我国上述大宗商品进口量还会增长。其中铁矿石总需求量超过11亿吨，并由于优先使用进口铁矿石战略方针，2012年全国铁矿石进口量亦将达到或超过7亿吨，进口量有增无减。

 我国大宗商品进口量的较大幅度增长，对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市场而言，无疑是一个坚实的稳定基础。

 另外，今年以来，尽管国内外经济不确定性很大，主要是境外欧债危机与国内房地产调控政策走向扑朔迷离，人们感到后市行情难以把握，操作策略非常谨慎，趋向观望等待。比如连国内企业每年都要进行钢材“冬储”也未实施。这是史无前例的。

 但总体来看，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（CCPI）持续回升。其中1月份环比上涨1.5%，2月份环比上涨1.3%。1—2月份累计，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.2%，明显超出同期CPI与PPI涨幅。

 从产品构成来看，涨幅较大的是能源类、农业食品类等基础类产品。

 进入3月份以后，随着宏观形势逐步明朗，尤其是决策部门实质性宽松措施的逐步出台，整体市场需求回暖，将会推动市场价格行情继续扬升。除此之外，主要大宗商品互为推高成本，以及工资水平的普遍上升，也使得年内大宗商品成本有增无减，进而推高市场价格底线。

 第一个推高因素是石油价格高涨。大宗商品多为高能耗产品。石油价格的高涨，不仅会推动相关能源产品——煤炭、天然气、电力价格上涨，而且还会明显增加其他大宗商品，比如谷物、油料、棉花、矿石、金属等产品生产与物流成本。

 一段时期来，西方与伊朗关系紧张，地缘政治风险推动国际市场石油价格重返100美元/桶。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战争，并且引发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，石油价格将会迅速达到150美元/桶以上价位，进而再次抬高所有大宗商品的动力成本，推高物流费用，甚至有可能阻塞一些大宗商品的供应渠道。

 第二个推高因素是工资水平上升。大宗商品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品，劳动者工资构成了重要成本因素。从我国劳动者工资水平提高来看，从去年开始，我国许多地区，尤其是沿海地区与一线城市，开始遭遇“招工难”。主要原因是劳动者的工资等福利待遇偏低，需要一个力度较大的向上调整。

 随着国民经济增长主动力由出口导向转为依赖内需，今后劳动者工资待遇将有较快与较大幅度的上涨，势必成为中国大宗商品成本提高的重要因素，成为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得重要因素。而且预计今后若干年内这类因素会有一个集中释放的过程，这势必成为支撑整体价格水平的动力。即便是一些产品的产能过剩，也扭转不了这个趋势。

 第三个推高因素是发达国家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。众所周知，欧美等西方国家长期寅吃卯粮，欠下了太多债务，根本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用“真金白银”予以偿还，货币贬值等非常规减债，将成为卸下债务包袱的主要途径。受其影响，虽然今后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主导因素，逐步由货币贬值因素，让位于实体经济需求因素，但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将继续实施。

 比如，欧美国家央行以极大的力度扩大资产负债表，将大量注入流动性的政策常态化。据有关分析，美联储将在今年2季度启动新一轮国债和抵押贷款担保证券的购买，总额在5000－7500亿美元之间；日本央行将提高资产购买规模的上限；欧洲央行也将在2季度采取行动，大范围买进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债券。

 受这些因素影响，今年大宗商品价格仍然会面临流动性泛滥的冲击，中国输入性通胀压力依然强大，对此不可小觑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，大宗商品价格与美元指数一起扬生，而不是反向变化的重要缘由。

 成本提高要求相应增加流动性注入

 国内外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重新抬头以及继续扬升，尤其是石油价格暴涨，无疑会增强中国物价的成本推动力量，刺激物价总水平扬升。如果今年国际市场石油平均价格保持在95美元/桶，仅此一项，就将推高国内综合物价水平1个百分点以上。

 然而，今后物价上涨动力依然较强，并不意味着必须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。其实，成本增加所导致的物价上涨，与流动性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。相反，这种成本推动型的物价上涨，要求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。因为随着物价上涨，购进成本的增加，即使维持同等规模的经济总量，也需要更多的货币流通量。否则，势必抑制实体经济活动，甚至导致经济增长的萎缩。

 不仅如此，过于严厉的货币政策，人为抑制金融机构贷款量的合理增长，还会迫使部分实体经济的资金供应，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资金供应，转向利息很高的民间渠道，从而刺激资金利息成本的增加，增强了中国物价水平推动力量。

 从目前来看，国内存款准备金率与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显著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，国内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显著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，不利于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，也包括不利于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，实际上是“泼油灭火”，增强了中国物价水平的宏观调控难度。因此，今年内实施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，连续多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与贷款利率，接近世界其他经济体现有水平，应当成为平抑物价水平的一项重要措施。另一方面，货币政策的较大幅度向宽松方向调整，也有利于提振信心，刺激国内需求的增加，加快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。

 实施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，可以采取分步走的办法。首先是对食品、基础原材料等商品生产与流通，实施定向货币宽松。即充分保障资金需求，推动生产供应；同时下降贷款利息，以降低这部分商品的资金使用成本，减少价格水平的成本推动力量。然后再普及到全部商品领域，实行无区别的普遍“双降”。从稳增长的角度看，只有执行这样的货币政策，才能达到宏观调控的效果。